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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官取义庶民逐利

2019-07-16 22:35:29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为官取义 庶民逐利

专栏 秋风

社会精英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,牢记自己的道德、社会和政治,给庶民留出一条生路。让利于民,不与民争利即为其一。

对董仲舒,现代人没有好印象:主张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岂非践踏言论自由、学术自由吗?但这多半是个误解,董仲舒若真是如此,他何以能对治国提出极具智慧的见解呢?这一点从其对国家财富分配问题的看法中可见一斑。

贫富分化后患无穷

近些年来,一些经济学人传播一种奇怪的观点:贫富差距是好事。据说,财富来自于人的创造性。在市场制度中,财富是对人的创造性的奖赏。一个人的财富积累得越多,说明他对社会的贡献越大。所以,对于有钱人,社会应当感谢。社会也应当容忍由此而形成的贫富差距,那怕它非常之大。

从静态角度看,这说法未必没有道理。但从动态角度看,这显然站不住脚。如果财富创造、经济增长、社会繁荣的源泉是人的创造性,那么,过大的贫富差距就必然对其产生不利影响,因为这会损害社会的基础性秩序,从而抑制很多人的创造性。董仲舒曾在《春秋繁露度制》篇中这样论说:

大富则骄,大贫则忧。忧则为盗,骄则为暴:此众人之情也。圣者则于众人之情,见乱之所从生。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,使富者足以示贵,而不至于骄,贫者足以养生,而不至于忧。以此为度而调均之,是以财不匮,而上下相安,故易治也。今世弃其度制,而各从其欲。欲无所穷,而欲得自恣,其势无极。大人病不足于上,而小民羸瘠于下。则富者愈贪利,而不肯为义,贫者日犯禁,而不可得止。是世之所以难治也。

董仲舒的时代,如同当代中国,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:有些人积累了巨额财富,有些人却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。先不管这样的状态是如何形成的,至少,董仲舒观察到,财富如同权力一样,会使得人变得骄横,所谓“大富则骄”。反过来,“大贫则忧”,生活压力会使得那些收入较低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陷入焦虑状态。

贫富分化最为糟糕之处在于,推动整个社会专注于财富,迅速奔向物质主义,而这反过来又会强化富人之骄与穷人之优。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下卷中,托克维尔清楚地揭示了物质主义社会中所有人都没有幸福感的机制,而董仲舒同样精辟地论述了这一点。

一个社会,如果其精神是非物质主义的,比如,普遍地信仰来生,那么,人们可以在对“来生”的期望中保持心灵的平静:在“来生”面前,富人与穷人是平等的。但这种机制,很可能被摧毁。比如,富人以成功者的姿态放纵自己,社会就可能迅速地去精神化:在人们的价值排序中,物质财富将上升到第一位。

而在这样的社会中,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将急遽衰减。因为,在这样一个反信仰、非精神的社会氛围中,富人可获得最大快乐,穷人则将毫无快乐,只有痛苦。当财富成为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志,那穷人就必然会被划为失败者。

当然,董仲舒也看到,富人本身也并不十分幸福。除了世界首富之外,富人同样感到痛苦、焦虑。因为,“欲无所穷”。因此,一个物质主义社会必然呈现为普遍的焦虑不安:有钱人不满足,穷人就更加的不能满足。有钱人会拼命地挣更多钱,为此不惜利用自己的财富收买权力,不惜利用自己的财富压制自己的交易对手,以及剥夺他人。而有钱人钱堆积越多,穷人发现自己根本无从赶上,就越发绝望。

这样的社会,将无法保持基础性秩序。上层是极少数富人,凭借着财富,他们蔑视一切规则,蔑视一切人,放纵自己的各种欲望。下层则是大量穷人,他们是财富竞赛中的失败者。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全盘失败的,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忠诚。也就是说,在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,秩序倾向于解体。因为,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对秩序负责:富人蔑视秩序,普通人漠视秩序,绝望感比较敏锐的人则仇视秩序。如董子所言,“富者愈贪利,而不肯为义,贫者日犯禁,而不可得止。”

因此,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保持基本秩序,就须通过各种手段,设计各种制度、机制,把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度的水平。至于何为适度,董子也提出了:“富者足以示贵,而不至于骄,贫者足以养生,而不至于忧。”

贫富分化是制度失败

那么,社会何以出现贫富分化?董仲舒以为:

古者,税民不过什一,其求易共;使民不过三日,其力易足。民财,内足以养老尽孝,外足以事上共税,下足以蓄妻子极爱,故民说从上。

这里描述了上古理想状态,这种状态最为理想之处是政府有所节制,没有利用权力盘剥民众。但是,秦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:

至秦则不然,用商鞅之法,改帝王之制。除井田,民得卖买。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。又颛川泽之利,管山林之饶。荒淫越制,逾侈以相高:邑有人君之尊,里有公侯之富。小民安得不困?

又加月为更卒,已,复为正,一岁屯戍,一岁力役,三十倍于古;田租口赋,盐铁之利,二十倍于古。或耕豪民之田,见税什五。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,而食犬彘之食。重以贪暴之吏,刑戮妄加,民愁亡聊,亡逃山林,转为盗贼,赭衣半道,断狱岁以千万数。

对于秦代民众的痛苦,董仲舒认为:一是社会内部自然形成的贫富差距。秦代废除封建制,实行土地私有,民众可以自由买卖土地。同时,也开放商业,有些人通过商业发财致富。市场机制本身就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。一是政府的横征暴敛。这种横征暴敛虽然可能同时作用于所有人,但相比之下,穷人所付出的代价肯定更大。因为,穷人所拥有的财富本来就仅足以维持生计,政府暴虐,则连生计也不能维持。而富人却有能力收买官员,逃避负担。这样一来,富人的负担甚至也可能转嫁给穷人。

总之,多种作用下,市场机制所造成的贫富差距,就扩大而成为严重的贫富分化,低收入民众陷入极度困苦之中,社会秩序因此而崩溃。但董仲舒明确指出,这种局面现在并没改变:

汉兴,循而未改。古井田法虽难卒行,宜少近古,限民名田,以澹不足,塞并兼之路。盐、铁皆归于民。去奴婢,除专杀之威。薄赋敛,省徭役,以宽民力。然后可善治也。

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:第一,采取有效措施,控制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,主要是限制土地兼并。第二,政府推出经营性领域,不与民争利。第三,禁止买卖或者自卖为奴婢。第四,政府降低赋税,减轻民众负担。可以说,这个方案是相当健全的,但汉武帝并不愿采纳。班固说:“仲舒死后,功费愈甚。天下虚耗,人复相食。”

官员不与民争利

在提出着名的“独尊儒术”之前,董仲舒曾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国有化政策和官员的经商风气,进而坚定地主张,官府和官员绝对不应当“与民争利”,绝不应当允许任何人同时掌握权力和金钱。

董仲舒的基本思考框架就是“天人相应”,人的存在和人世间种种制度应当模仿“天”,只有这样才有正当性。董仲舒关于“不与民争利”的命题也是如此论证的:“夫天亦有所分予,予之齿者去其角,傅其翼者两其足,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”上天很奇妙,根据它的安排,长牙齿的动物都没有角,长着翅膀的动物就只有两只脚而不是四只。这就昭示一项自然给人间所立的法则:一个人,如果已经在某方面享有较大优势,那就不应当再贪婪地追求其他方面的优势。换言之,一个人不能占尽所有便宜。

根据天的这种安排,董仲舒提出了一项治国的原则:“古之所予禄者,不食于力,不动于末,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,与天同意者也。”三代圣王治国之时,凡是获得爵禄的贵族,就不得经营农业,也不得经营商业。这是天要求于官员的伦理规范。董仲舒举了一个例子:

故公仪子相鲁,之其家见织帛,怒而出其妻;食于舍而茹葵,愠而拔其葵,曰:“吾已食禄,又夺园夫红女利乎!”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,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,民化其廉而不贪鄙。

董仲舒认为 “受禄之家,食禄而已,不与民争业,然后利可均布,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,而亦太古之道,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,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。”政府官员既然有国家的俸禄可以享用,那就不应在此之外经营农业、工业或商业而与民争利。惟其如此,官员之外的那些普通民众也可以有谋生的机会,可以获得些许盈利,藉以养家糊口,维持生计。

儒家所说的“义利之辨”首先就应当从这个角度理解。董仲舒曾经说过:“夫仁人者,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据此,那些接受了市场经济理念的现代人抨击儒家,说儒家这种观念导致中国人重农轻商,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。这基本上属于胡说八道。儒家关于义利的讨论,从来严格地区分两个群体:以儒家士人为主的社会精英和普通庶民。儒家从来都不反对普通民众追求利益、利润,孔孟治国基本理念都是先富民、后教民。对社会精英,儒家则高标准、严要求。事实上,儒家也不反对儒者、社会中的精英追求利益,但儒家要求,精英在此之外,还应当追求一些超出物质利益的价值。

简言之,儒家要求精英具有公共精神。董仲舒自己就说得很明白,仁人应当做到“正其谊不谋其利”,至于庶民,求利谋生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但很不幸,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:“及至周室之衰,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,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。”在董仲舒看来,自己所处的时代就更糟糕了:“身宠而载高位,家温而食厚禄,因乘富贵之资力,以与民争利于下,民安能如之哉!是故众其奴婢,多其牛羊,广其田宅,博其产业,畜其积委,务此而亡已,以迫蹴民,民日削月浸,浸以大穷。”

官员与民争利,结果使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加剧:“富者奢侈羡溢,贫者穷急愁苦;穷急愁苦而不上救,则民不乐生;民不乐生,尚不避死,安能避罪!此刑罚之所以蕃,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”很多民众对于通过正常途径谋生失去希望,而走上犯罪之路。

对于这种“为官者通吃”“赢者通吃”的现象,董仲舒及整个儒生群体异常愤慨,董仲舒在对皇帝的策对中感叹说:“夫已受大,又取小,天不能足,而况人乎!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。”你们这些官府、官员,已经享受了很多好处,却还不满足。正是你们的贪婪,让民众陷入苦难。董仲舒对精英提出一番教诲:

夫皇皇财利,常恐乏匮者,庶人之意也;皇皇求仁义,常恐不能化民者,大夫之意也。《易》曰:“负且乘,致寇至。”乘车者,君子之位也;负担者,小人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,而为庶人之行者,其患祸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,当君子之行,则舍公仪休之相鲁,亡可为者矣。

很明显,董仲舒是在呼吁社会精英节制自己的欲望,牢记自己的道德、社会和政治,给庶民留出一条生路。其主张社会保持内在平衡:权力与财富,二者不可得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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